在刚过去的2009年，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一系列反危机的应对措施，在“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功地实现了保八的增长目标。在这样一个背景和前提下，人们更加关心中国未来5年、10年、30年的改革发展前景。我们认为，今后几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发展阶段性的变化看，公平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题。
由生产大国转向消费大国的第二次转型，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现实选择。过去30年的第一次转型，中国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大国，但还不是消费大国。在这次反危机中看得很清楚，以欧美市场为代表的外部需求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出口导向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即使外部市场恢复，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也不能把经济增长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上。为此，无论是短期内巩固反危机成果，还是从保持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现实需求看，都客观上要求尽快启动第二次转型，以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
由生产大国转向消费大国，是中国走向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路径。从中国内部发展环境看，过去30年，经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次转型，中国已实现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新阶段的历史性跨越。在这个新阶段，社会矛盾呈现出阶段性特征，突出地反映在人的自身发展成为新阶段发展的核心目标上。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看，尽管第一次转型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新阶段人的自身发展已开始对第二次转型提出新的要求。人的自身发展迫切要求改变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倾向，启动以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第二次转型。在第二次转型中，经济增长将不再是为增长而增长，而是建立在广大社会成员消费能力和福祉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增长：一方面，消费能力的普遍增长将为人的自身发展，尤其是扩展多数人的机会和能力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最能体现公平的增长；另一方面，消费主导型的增长，不再将增长主要寄托在外部市场需求扩张的基础上，也不再将增长主要寄托在政府驱动的投资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主导型的增长也最能够体现可持续增长的理念。
中国由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新阶段，建设消费大国的空间巨大。从国际经验看，由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新阶段，有利于消费的各项发展指标客观上将进入一个快速提升的历史时期。例如，城市化进程将比以往大大加快，城市化将带来收入的大幅提升，蕴涵巨大的消费上升空间。中国正在谋划走出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将大大加快。中国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将意味着数亿农民变成城市居民，其消费如果与城市居民靠齐，带来的消费需求增长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中国需要通过第二次转型，以全面的制度创新释放建设消费大国的潜力。中国开启第二次转型，多方面的制度创新将为中国建设消费大国创造有利条件。从经济体制改革看，如果能够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上取得重要突破，将为建设消费大国创造比较好的经济环境。从社会体制改革看，如果能够在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上有所作为，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制，将为建设消费大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看，如果能够在政府转型上有所突破，完成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将为建设消费大国创造最重要的制度环境。
走向消费大国的第二次转型，是中国未来30年富民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最近，英国《金融时报》以“期盼中国进口奇迹”为题表示，中国经济规划者们希望提高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但是中国在短期内从出口大国变身为消费大国的可能性还很小。美国《华尔街日报》也认为，中国政府正在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支持消费支出的补贴，不过中国能否成为真正的消费大国仍是一个未知数。我们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国的未来，需要将中国置于第二次转型的历史进程当中去做前瞻性的思考。当前，中国已实现率先复苏的目标，在这个基础上，把握历史性机遇，着眼于未来30年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启动第二次转型与变革，中国完全有条件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历史性转变。
走向消费大国的第二次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世界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看，中国要完成整个现代化进程，至少需要两次大的转型。第一次转型是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为解决经济起飞构造必要的制度条件；第二次转型将是走向消费大国的转型，将为中国探索“富民强国”的现代化道路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中国完成第二次转型，将为新一轮全球化注入最大的支持因素和最具活力的因素，将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作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