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发展方式转型，形成内生增长动力的重要条件，还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障。从现实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尚未形成，需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确保全体居民都能享受到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
1.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
（1）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是扩大消费的社会基础。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教育、医疗卫生体系及保障性住房等带有公共产品性质获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行业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个人承担的费用上涨，超出中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例如，1990～2008年的19年间，城乡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年均增幅分别为21%和15%，比同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幅分别高7和4个百分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到位，公共服务制度不健全，教育、卫生、住房等领域的消费分流了城乡居民购买力，对其他消费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削弱了居民预期的稳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即期消费倾向降低，在宏观上则表现为消费率下降。据测算，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的额外支出对其他商品和服务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达到5810.7亿元。
近些年，中央不断加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但从总体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仍然不足。2001年，高收入国家财政的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68%，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4%，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7%，但中国2008年为2.97%；高收入国家财政的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为7.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1.9%，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2%，而中国2008年为0.91%；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平均为13.4%，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7.9%，而中国2008年为2.25%。
如果能够在建设覆盖13亿人口的公共服务体制上取得重大突破，政府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到位，将对稳定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预期进而稳定消费起到重要的贡献，消费率可以从51.9%提高到55.2%。
（2）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是投资于人、建设创新大国的重要举措。通过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全民素质，并为创造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是实现建设创新大国战略目标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的重要举措。目前发达国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5%左右，而中国仅为35%左右。从1978年到2004年，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投入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达68%，而全要素生产率仅占32%，建设创新大国面临巨大挑战。为全社会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能够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原因。对欠发达国家而言，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资的估计回报率分别为23.4%、15.2%和10.6%。另有研究表明，中国农村教育财政投入对农牧业产值增长的贡献高于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元农村教育投资，可使农牧业产值增加8.43元，高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增长（6.75元）。
——健康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有研究表明，低体重婴儿和体重不足儿童的平均智商（IQs）比正常婴儿和正常儿童低5～11个点，对他们成人后的劳动能力产生负面影响。在过去40年，世界经济增长中的8%～10%是由于人们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从1970年到1995年，墨西哥大约1/3的长期经济增长得益于公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相反，基本公共服务不足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疾病造成沉重的经济损失。例如，加纳人均寿命过低，仅为57岁，疾病导致加纳大约60万残疾调整生命年的损失，相当于损失1.8亿美元。
——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能够提高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中国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体制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劳动力流动，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农民工及其家庭难以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是农民工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而流动的最大障碍。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福利不因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的变化而受到影响，是劳动力市场有效配置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条件。
（3）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公平发展的重要前提。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缩小初次分配可能造成的不平等；有助于减少绝对贫困，为贫困人口和有可能陷入贫困的低收入群体提供基础的保障，有利于形成有效的社会安全网。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过大差距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巨大压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影响占30%～40%。从现实情况看，尽管近几年中国在农村公共服务方面投入力度在加大，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仍有很大差距。例如，2007年，城市人均卫生费用为1480.1元，农村为348.5元，城市为农村的4.2倍。有研究发现，只占全国人口30%的城镇人口分享了60%的政府卫生投入，而占70%的农村人口只分享政府卫生投入的40%。再比如，东部基础教育的各项教育经费指标平均是中西部的1~2倍。在重点与非重点学校，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普通高校与职业高校等之间都存在显著的差距。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城市低保对象2334.6万人，平均保障标准208元，月人均领取补助141元。2008年年底，全国有农村低保对象4284.3万人，月人均领取约60元，无论从范围和标准上城乡差距都很大。
——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过大差距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巨大压力。当前中国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容忽视。2005年，小学、初中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全国平均为166.46元和232.61元，两项指标最高的是上海，最低的分别是广西和安徽，小学、初中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的31.5倍和27.46倍。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财政预算卫生支出分别为109.33元、56.24元和83.4元。目前西部地区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覆盖率不到5%，仅为东部地区的1/10，不到全国平均的20%。东部地区培训机构接受就业培训人员人均财政补助经费最多，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基本公共服务过大差距加大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农民工仍然被排挤在城镇公共服务系统外，加剧了“半城市化”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截至2009年6月底，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为2380万人，约占总数的10%；参加基本医疗的为4153万人，占总数的19%；参加工伤保险5054万人，约占总数的24%；参加失业保险的1518万人，约占总数的7%。有研究表明，2006年中国农民工平均生活质量指数为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53%，分类指数中权益保护指数、健康和就医指数以及收入和消费指数，分别为0.66、0.64和0.64，住房指数为城镇居民的50%，而社会保障指数最低，只有0.25，说明农民工享受的基本社会保障水平只有城镇居民的25%，差距悬殊。作为城镇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工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生存发展权利，始终是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