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我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几点判断
1. 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的转变实质是发展方式的转型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一五”规划当中进一步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也即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但是，我国面临更多的是发展方式问题，转型问题是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为重点的发展方式转型。这一转型包括三个方面的：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体制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要实现我国发展方式的转型，局限于经济领域则很难实现突破。未来发展方式转型要以经济增长、社会需求和政府转型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推动整个发展方式转型。
2. 走向消费大国将是长期的发展过程
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是第二次转型的战略目标选择。改革30年，我国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我国下一步的目标是要实现中国后30年持续快速增长，实现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虽然我国2009年的经济总量很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但是我国远不是经济强国。有人预测，按照8%的速度增长，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但这主要取决于未来20年我们要持续保持快速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把经济增长放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也即在开放、引进外资的同时，应走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道路。因此，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要把构建消费大国的体制机制作为改革的主线。
3. “十二五”是推进第二次转型的关键5年
能否完成发展方式的这一转型，关键取决于我国未来几年能否下决心推进向以消费为主导的转变。在“十二五”的五年当中，我们要力求做到：第一，消费率能否至少提高10个百分点；第二，城市化率能否提高10个百分点以上；第三，服务业比重能不能提高5-10个百分点。如果这三个硬指标都能实现，我国未来5年就能够在发展方式转型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使我们国家开始走上长期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这一关键时期，尤其是在着手制订“十二五”规划期间，能够统一认识，形成社会共识，摒弃不切实际、盲目乐观的情绪，例如在建国60年之际，国内外许多学者不断赞扬中国的发展模式，涉及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从经济社会角度来看，我国发展模式在过去30年有巨大历史贡献，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有不可持续性，存在严重缺陷。只有保持清醒认识，才能把握住后危机时代的机遇，加快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转型和第二次改革，才有可能在未来20到30年里，在中国从生产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转型的过程当中，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
4. 推进第二次转型的关键在于改革
（1）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2）推进以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社会动力。
（3）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突破，进一步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合力、部门间的合力以及政府、市场、社会的合力。
二、新阶段结构性改革的突出特点
当前，我国面临的体制矛盾，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这既表现在体制与政策的不协调上，也表现在体制与体制、政策与政策之间的不协调。
1. 体制与政策的矛盾
新阶段的结构性改革，既涉及重大政策的调整，又涉及制度结构的变革。为此，改革需要解决政策与体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1）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体制的内在矛盾。过去几年，针对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我们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但由于宏观体制尚未理顺，尤其是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货币政策与金融体制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使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践中由于缺乏体制保障而大打折扣。在这次反危机中，应当说政策调整非常到位，及时地推出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但相应的一揽子改革没有顺势推出，使得引发危机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根除。
（2）社会政策与社会体制的内在矛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经成为政策目标，并且在涉及民生的政策调整上有很大力度。但由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对滞后，尤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分工尚未明确，这些政策调整效果受到一定影响。重要的是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并且在这个进程中进一步调整公共政策，以解决社会领域体制与政策的矛盾。
2. 体制与体制的矛盾
（1）从经济领域看，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既有市场体制不健全的原因，也有社会体制不健全的原因。在市场体制方面，避免低成本投资扩张，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实现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环境成本内部化等方面的突破；在社会体制方面，扩大国内消费，需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突破。因此，解决投资消费失衡，扩大内需，不能仅仅局限在市场化改革，还需要把改革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
（2）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公平正义，是广大社会成员广泛支持的。这既需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在再分配上的力度，同时也需要在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包括初次分配上要有重大调整。单靠社会体制改革，没有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难以解决利益失衡的问题。因此，新阶段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制度结构整体演进的动态过程，各项体制改革推进的时机、条件对新制度结构形成的影响有很大不同。
（3）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问题是结构性问题，需要有一个结构性改革方案。从经济领域看，需要加快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从社会领域看，需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农村居民发展能力，赋予城乡居民同等的发展机会。这不仅涉及到农村改革，还涉及到城镇改革。比如，要扩大公共财政支出范围，使公共财政能够惠及广大农民；尽快建立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制度安排等。
（4）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更是制约其他改革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各项改革在现实中容易走形变样。
由此看来，在发展型新阶段，任何一项改革如果没有相关配套的改革，没有充分考虑到体制与体制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
3. 政策与政策的矛盾
政府出台的某些政策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这些政策间的矛盾，既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效果，也反过来强化了体制间的某些矛盾。例如，“非公36条”出台已经好几年了，但现实中民营经济面临的政策环境与体制环境并没有得到明显好转，在某些行业甚至有所恶化。2009年钢铁行业的扩张，本质上是地方政府主导的钢铁业的国进民退；民航业中民营航空公司普遍陷入困境，既有宏观经济形势的因素，更与现实中它们面临的机场、航油、租机、人才等政策环境有关。客观地说，政策与政策之间的矛盾对各领域改革工作的衔接和配套都有很大影响，同时也对市场的信心和预期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三、“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与“一揽子”改革并举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和国内发展阶段变化的挑战，发展方式转型取决于体制安排与政策选择的共同作用。从最近几年的实践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可以偏重宏观政策调整的作用，但更需要偏重改革的作用。在改革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以政策代替改革、以“治标”代替“治本”的现象。再从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看，“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对提振市场信心和保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要实现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内在统一，走出一条短期与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关键在于加快推出“一揽子”改革方案。比如，当前在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投资预期不明朗的情况下，调整货币政策的效果比较有限，关键在于打破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障碍。再比如，市场信心主要来源于政府。在政府自身建设与政府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市场信心很容易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在“一揽子”改革方案中突出政府自身建设与政府改革，并且采取“出手快、力度大”的改革措施，必然会极大地提振市场信心。为此，后危机时代要把改革的决策与宏观政策的决策有机结合，进行全盘考虑。
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
财政支出政策调整要与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相结合，增量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城乡一体化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税收减免政策的出台要与税收体制改革相结合，既着眼于减轻企业负担的短期需要，又考虑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长远需求。
（1）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财税体制改革相结合，把减税与实现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结合起来，与完善个人所得税结合起来，在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上有重要进展。
（2）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资源环境相关体制建设结合起来，使增加的财政支出能够用于新能源、环境保护重大治理工程、环保产业投资等领域，提高整个宏观经济运行质量。
（3）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社会体制改革相结合，使财政支出的增加能够更多地投入到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4）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投资体制、垄断行业改革相结合，使铁路等高度行政垄断行业在市场化进程中跨出重要步伐。
（5）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农村改革相结合，在建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6）积极的财政政策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如果没有民营经济、中小企业融资体制的创新，新增流动性未必能够使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受益。
2. 积极的投资政策与投资体制改革相结合
从这些年的实践看，投资体制改革滞后，限制了企业的投资范围和投资规模，在事实上鼓励和支持了各级政府的投资膨胀，强化了政府的投资审批权。再加上近几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投资主体的角色实际上得到了加强。为此：
（1）以积极的投资政策引导国内投资，使中央地方的投资指向和结构趋于合理。（2）以发行地方债为突破口，加快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培育地方稳定财源，发挥地方政府在稳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3）充分拓宽民营投资渠道，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应当成为经济建设的主体、投资的主体。无论是制度环境，还是政策环境，都应当有利于民营投资主体地位的形成。
3.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结合
坚持“政策救市”与“制度救市”兼顾，在稳定资本市场方面有所突破。实施稳健或者积极的货币政策不是简单地“放水”增加流动性。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无节制地增加流动性。
（1）积极的货币政策与银行业改革相结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如果没有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信贷的体制创新，增加的流动性不一定能够使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受益。
（2）积极的货币政策与农村金融体制创新相结合。农村金融是薄弱环节，但如果没有相关的金融制度安排，增加的流动性也很难使农村受益。
（3）积极的货币政策与证券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相结合。积极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会对证券市场稳定发挥重要作用，但并不能解决证券市场最根本的问题。因此，从中长期看，证券市场稳定还需要扎实的基础制度建设和完善。
4. 积极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相结合
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建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存在“重政策调整，轻体制变革”的倾向，解决短期问题的办法多，解决长期遗留问题的办法少，使本应可以解决的某些社会问题，由于体制改革的滞后，一直未有根本改观。未来几年是社会发展的加速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发期，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关键是在出台积极社会政策的同时，加快和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
（1）在加大民生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着力完善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公共服务分工体系，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提高投入的实际效果。
（2）在采取各种措施处理社会矛盾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在结构分化、利益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的情况下，除了出台一些维稳的政策以化解各类利益矛盾冲突外，更重要的是加快推进适应新阶段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构建规范化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并注重与其他领域的制度建设相配合。
（3）在采取各种措施保就业的同时，更加注重就业体制改革。稳定和扩大就业，重要的是在出台积极的就业政策的同时，建立更加适合创造就业机会的体制机制，改善就业环境。
四、加强改革的综合协调
我国的结构性改革，既涉及政策体系的创新，又涉及制度结构的系统变革。与以往相比，新阶段改革对综合协调的要求更高，也更为迫切。近几年某些改革的不到位，某些改革的扭曲变形，大都与改革协调机制的缺失和弱化直接相关。
1. 加强改革决策机制建设
面对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和环境的复杂多变，改革决策者的判断和决策极为重要。
（1）抓住改革机遇，在相关改革决策上当机立断。以资源价格改革为例，在国际价格高于国内价格时，这项改革面临较大的阻力。只有在国际价格跌到国内价格以下时，资源价格改革才具有“时间窗口”。改革实践表明，市场调节价格中的这种时机，并不是经常有的，必须在时机条件具备时当机立断，不能再错失改革时机。再例如，国际金融危机，既给我国带来重大冲击，也给我们提供了人民币走出去的机遇。需要抓住这个机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
（2）进一步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需要强化改革协调机制。同以往相比，现阶段的改革更具深刻性、复杂性，需要中央加强对改革的统一领导和综合协调。当前，几乎没有哪一项改革不直接或间接触及到利益关系的调整。要在改革中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关键在于加强改革的综合协调。
（3）加强对改革的独立、客观研究。新阶段的改革决策研究，不仅要发挥体制内改革研究机构的主导作用，更要引导和激发民间智库的重要作用。过去思想禁锢时代的“一去不复返”，为民间智库的发育和成长提供了宽松的制度环境；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社会改革环境对民间智库提出了客观要求。为此，一是要努力营造更加公平、宽松、自由的改革研究氛围，消除对民间智库的质疑；二是要加强对民间智库的支持力度，消除发展中的体制、经费等瓶颈；三是建立健全民间智库研究成果转化机制，及时将相关研究成果上报政府部门，为改革决策提供参考。
2. 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
（1）着力推进改革，需要高层次的综合协调。改革协调机制要实现高层次、综合性、协调性的特点。改革既涉及到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又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各部门的利益调整，更涉及到改革的综合配套推进。因此，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面对新的形势，形成清晰的改革战略，综合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整体配套推进各方面的改革。
（2）改革协调机构的主要职能。从领导和谋划改革的要求看，建立改革协调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加强对改革的统一领导，审时度势，把握机遇，综合协调各方面改革的顺利推进；第二，强化改革的决策机制，对每一项重要的改革做好总体部署，使改革决策机制更加统一有力；第三，坚持统筹兼顾、综合配套，对各方面的改革实施具体、统一协调；第四，综合把握改革的总体情况，并推进综合性改革试验和专业性、地方性的改革试点。
（3）建议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对经济、社会、行政体制改革实施全面统一领导和协调。实践证明，改革越向深层推进，各方面、各领域的联动性就越强，而各方面改革能否协同配套推进，不仅制约着改革的进程，而且决定着改革的成效。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亟待解决，新的问题又在不断涌现，各种矛盾相互交织，这使得改革的难度大大增加，对体制改革的统筹协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需要尽快建立国务院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统筹规划“十二五”及未来较长时期的各项改革。
（4）建立改革专家咨询机制。在新阶段的改革决策中，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体制改革研究与政策咨询中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加强专家咨询工作，增强改革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深入推进结构性改革。例如，尽快出台《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条例》，在国务院体制改革领导协调小组下设不同领域的专家咨询与论证委员会，建立常态化的工作机制，把专家咨询与论证作为改革决策的法定程序，并且对专家咨询组成员选聘、主要职责、工作方式、工作要求、工作保障等做出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