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进入改革研究领域。这2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改革研究。无论是在中央机关还是来海南工作，无论是当官还是做学者，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到改革研究上。前不久，由中国经济出版社推出的《第二次改革》一书，是我改革研究新作。现在，奉献给大家的这本《迟福林谈二次改革》，汇集了我这两年多来改革研究的部分成果，读者从中可以看到“第二次改革”的形成过程和主要观点。
应当说，产生并形成“第二次改革”的思路，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至少在过去几年的研究中愈来愈感觉到，当前的改革与过去30年相比，条件、环境都发生明显变化，改革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 关于政府转型命题的提出
2003年SARS危机期间，我主编一本《警钟——中国：SARS危机与制度变革》，并于同年7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一次改革研讨会，明确提出政府转型的命题，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此后，我出版了《门槛——政府转型与改革攻坚》一书及发表了几篇论文，对政府转型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我的主要观点是，政府转型应成为新阶段改革的重大课题和关键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改革中的很多矛盾就难以突破。
2. 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命题的提出
2005～2006年，在实地调研中，我了解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基本公共产品的短缺。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而基本公共产品供给都严重不到位。为什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这一主要矛盾虽然总体上没有变，但矛盾的阶段性特征表现十分突出，并有深刻变化。2005年我把它归纳为两大突出矛盾：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与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对这两大突出矛盾，我有时又把它归为四个具体矛盾：①经济持续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②经济增长同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③公共需求变化与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公共治理建设之间的矛盾。
社会矛盾变化的深刻原因何在？2007年中改院承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研究项目。研究中，我们得出结论，当前我国突出矛盾的产生源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基本的判断是：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实现了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性跨越。但现行的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调整还不适应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这个研究成果，在2008年出版的《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和2007年出版的《起点——中国改革步入30年》中有较深入的分析。
3. 关于危机挑战改革问题的提出
2008年以来，我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反危机的改革政策上。我认为，危机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变化；不仅对我国短期保增长形成巨大压力，更对我国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正是在这个判断下，我提出“大进大出”时代的结束以及“增长主义”时代的结束。这两个时代的终结，对第二次改革提出历史性的新要求。
4. 关于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思路的提出
2009年以来，我逐步形成对“第二次改革”的一些较为集中性的思考。在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课题中，我们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大思路，这是对“第二次改革”的一个系统性概括。也就是说，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这一历史使命，我国需要尽快启动第二次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