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主导引领中国未来
我国正处于消费释放的历史拐点
未来5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未来1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
走向消费大国不是未知数，关键在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走向消费主导，是中改院努力破解发展方式转型提出的一个判断和建议。当前，随着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的深刻变化，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型正处在十字路口。从国际环境看，随着欧美金融危机向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化，投资主导、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从国内发展阶段变化看，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迈向发展型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发展型消费需求正逐步取代生存型消费需求成为社会需求变化的主流，发展型消费的升级、释放正处于重要的历史拐点。我们认为，我国发展方式转型最重要的是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应当主动把握“十二五”历史性转型的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以消费主导引领发展方式转型，走出一条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第一节 消费主导引领未来
随着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我国是否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引起了多方面的讨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诸多的新矛盾、新挑战，但与拉美等国家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和转型中的大国，我国面临的是“成长陷阱”风险。这个“成长陷阱”的风险突出地表现在投资消费严重失衡上。随着欧美市场的萎缩成为中长期趋势，扩大国内消费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只有尽快走向消费主导，我国才能有效应对外部冲击，避免“成长陷阱”。
一、走向消费主导，应对“成长陷阱”的挑战
从世界经济史看，一个国家由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发展成果能否惠及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是检验这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优劣的重要考量。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其发展方式排斥了多数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走向消费主导，最重要的是使经济发展建立在多数人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的基础上，以有效应对“成长陷阱”的挑战。
1.发展中的痛苦：墨西哥经验教训
“发展中的痛苦”，是中改院2010年赴墨西哥考察后的一个突出感触。2010年，墨西哥人均GDP达到9260美元，接近高收入水平国家行列。但经济增长并未使多数人受益，广大社会成员并未享受到高收入国家应有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城乡居民陷入“发展的痛苦”之中。随着我国走向中上收入阶段，警惕和避免“发展的痛苦”开始成为需要直接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1）墨西哥的教训。中改院考察团通过对墨西哥考察，提出墨西哥发展进程中三个方面的教训：
——比较优势的丧失。1994年，墨西哥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实施全面自由化政策。NAFTA在促进经济增长、吸引外资、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使墨西哥摆脱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金融危机冲击，但也给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是农业比较优势的丧失。无论是在技术、规模生产，还是在农业补贴方面，墨西哥农业都无法与美国相比，造成农业竞争力明显下降。例如，美国玉米价格180美元/吨，墨西哥是200美元/吨。目前，墨西哥要从美国进口玉米以满足国内需求。而这又使墨西哥“去农业化”趋势明显。大量农民放弃农业生产，农民投资农业的倾向大大降低，由此使粮食安全受到威胁。
——城市化之痛。自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墨西哥城市化水平快速提升，40年中城市化率提升了31.2个百分点，但墨西哥城市化存在严重的问题：第一，过度的城市化。由于城市化缺乏工业和农业的支撑，加之政府财力捉襟见肘，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使墨西哥的城市化缺乏有力的支撑，演变为“过度城市化”。第二，剥夺农村的城市化。1994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家庭农业逐步衰败，流入城市的破产农民进一步增多。墨西哥的城市化是农村经济衰败后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城市化”，或者说是资本剥夺农民的过程。第三，大城市病突出。墨西哥城市人口相对集中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以及蒙特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仅首都墨西哥城就集中了墨西哥近20%的人口。过度城市化导致“大城市病”越发严重，贫民窟、交通、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
——被质疑的政府。墨西哥面临着政府治理失效的重大挑战：第一，“糟糕的发展”。墨西哥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但发展的结果是农业优势的丧失，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公，城市贫困与农村极端贫困并存。第二，“糟糕的部门”。政府无力保障公共服务供给，加上农村社区分布很广，人员居住分散，提供教育、医疗服务成本高、效率低，导致这些地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产品长期短缺。第三，“糟糕的补贴”。1994年以来，墨西哥对农民的现金直补累计达到200亿美元，是拉美国家中补贴最高的。但10%的大农场主得到农业补贴比较多，众多的小农户很难享受到农业补贴。墨西哥农业补贴项目不仅没有起到反贫困的作用，反而一定程度上成为导致贫困恶性循环的重要因素。
（2）墨西哥的经验与启示。墨西哥官员和学者对我院考察团提出建议，我国需要深刻吸取墨西哥教训，防止陷入“发展中的痛苦”。
——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墨西哥虽然还没有整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尽管我国与墨西哥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但都面临着如何让多数人分享发展成果的重大课题。“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主要表现在多数人难以从发展中获益的风险。因此，我国未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推进“民富优先”的改革。这既是释放社会总需求的重大选择，也是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的重大选择，更是实现公平发展的重大选择。
——高度重视全球化中的粮食安全问题和资本下乡问题。从现实状况看，我国耕地面积持续缩减、人口仍在增长、农业基础薄弱，同时还要面对自然灾害加剧、粮食消费升级等问题。在全球化过程中，我国应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加大耕地保护力度，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同时，防止资本过度下乡取代农户，维护农户家庭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
——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墨西哥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但并未真正融入城市，处于“半城市化”状态，由此造成了突出的社会问题。从墨西哥城市化经验教训看，我国应尽早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以避免“城市化之痛”。如果10～15年内不能解决农民工问题，由此所付出的代价恐怕远大于现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所需要的财政成本，可能会产生更大的痛苦。
——防止政府失信于民。在墨西哥，一些社会成员对政府充满了怀疑和失望，政府作用难以有效发挥。吸取墨西哥发展过程中经验教训，我国政府应努力改善公共治理结构，维护公共利益代表者形象。这对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保障社会和谐稳定至关重要。
2.“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成长陷阱”
（1）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方式转变滞后导致持续发展动力不足的结果，对正在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无疑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其风险主要表现在[1]：
——创新乏力、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例如，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继续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是其迟迟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根源。从南非的发展看，能源消耗提高了，但人们的收入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增长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无法恢复高增长，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人力资本投入和研发投入低是马来西亚技术创新缓慢、产业结构调整受阻、经济长期低水平增长的重要原因。
——官僚经济侵蚀市场活力、破坏经济持续增长内生动力。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私人投资受到歧视，导致经济运行的成本上升。很多产业被国有企业或有官僚背景的企业垄断，私人资本很难进入，抑制了本可创造大量就业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
——贫富分化严重。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基尼系数居高不下（介于0.44～0.66），到了90年代末期，巴西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0.64，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中低收入居民消费能力严重不足、难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2007年，长期困于“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分别高达0.51和0.5，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基尼系数只有0.31[2]。
——环境灾难和社会风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三根支柱，即经济、社会和环境。一些国家只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了环境灾难和社会崩溃的“陷阱”。如果新兴经济体不能在可再生能源、碳排放方面取得突破，就很难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出现的这些问题表明，收入分配差距“库兹涅茨倒U曲线”中的拐点不会自动来临。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进步，处理不好甚至有可能带来社会状况的恶化；而忽视社会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不仅有可能拖累经济增长，而且有可能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陷入恶性循环。
（2）我国面临“成长陷阱”的挑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矛盾，既有从生存型阶段迈向发展型新阶段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更有多年来高速增长中积累的、尚未有效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从现实情况看，长期经济快速增长中形成了某些错综复杂的“硬问题”，带来不得不应对的“硬挑战”。
——第一个“硬挑战”是不公平。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这些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缓和，仍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某些经济社会政策，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亚当·斯密高度重视市场作用，但也强调增长的公平，“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3]。
——第二个“硬挑战”是不可持续。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既有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更有内生增长动力的逐渐弱化。例如，我国面临经济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资源环境不可持续的压力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我国消费率如果仍然持续过去10年不断走低的态势，整个经济仍然建立在投资拉动的基础上，未来不可避免地将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强制性地清理过剩产能。
我国要应对的“中等收入陷阱”，重要是应对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硬挑战、硬问题。如果只看到乐观的增长前景而忽视这些问题，那么即便到了高收入阶段，也有可能落入“成长陷阱”。
3.“成长陷阱”突出表现在投资消费严重失衡上
（1）我国投资消费的长期失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消费和投资在绝对值上都有较快增长。但是，总体上看，消费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投资增长速度，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
——纵向看，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1978年以来，我国投资需求持续扩张，投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尽管从1995～2000年，投资率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从40.5%逐步下降到35.3%；与此相对应，消费率在这个时期有所反弹，从58.1%上升到62.3%；但2000～2010年，投资率开始转头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加快，从2000年的35.3%开始持续提高，到2010年达到48.6%，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消费率转头快速下降，同期从62.3%下降到47.4%，年均下降近1.5个百分点。
——横向比较，世界投资率稳中略有下降，而我国投资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78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投资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指数数据库资料显示，1978～2006年，世界208个经济体的平均投资率为22.7%，从1978年的25.1%稳步下降到2006年的21.5%，并趋于稳定在22%左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投资率变化不同，低收入水平（2005年人均GNI低于875美元）国家的投资率最低，且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上升趋势，平均投资率从1978年的19.8%逐步上升到2006年的26.8%。中低收入水平（2005年人均GNI 876～3465美元）国家的投资率最高，并趋于稳定在30%左右。中高收入水平（2005年人均GNI 3466～10725美元）国家的投资率较高，但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投资率稳步下降，平均投资率从1978年的25.4%逐步下降到2006年的21.7%，且趋于稳定在22%左右。高收入水平（2005年人均GNI 高于10726美元）国家的投资率较低，但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下降，平均投资率从1978年的24.7%逐步下降到2006年的19.7%，且趋于稳定在20%左右。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同为“金砖国家”、保持较快经济发展速度的南非、巴西、印度、俄罗斯联邦2008年消费率分别达到81.7%、80.9%、67.1%、63.7%，超过我国大约20个百分点。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走低。2000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65.1%下降到2010年的36.8%。而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力量。2003年投资对经济拉动6.3个百分点，而同期消费拉动3.6个百分点，尤其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投资率明显上升。2009年，投资贡献率达到95.2%，远高于正常年份的贡献率。2010年回调到54%，但仍然高于平均年份贡献率。2011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4.2%，继续高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51.6%）。
在金砖五国中，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偏低。例如，2008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6.6%，而同期印度为66.6%、俄罗斯为82.9%、南非为86.9%。
（2）投资消费失衡使我国难以应对工业化中后期的产能过剩。从世界经济史看，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之后，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是一个客观趋势，这将极大地推进生产资料领域的快速发展，由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如果在这一阶段国内消费能力不足，就会出现这一阶段特有的生产过剩危机。这已为过去西方发达国家反反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所证明。
（3）投资消费的进一步失衡可能造成我国经济的“硬着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通过4万亿的投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暂时缓解了经济的快速下滑。但由于大量货币的投入，已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使得进一步通过短期的宏观政策刺激经济的余地大大减小。也就是说，如果国内消费长期启动不起来，我国经济仍有可能出现“硬着陆”的风险。
4.在消费主导中避免“成长陷阱”
尽管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未来5～10年面临着相当多的严峻挑战，需要有效应对各种“可预知和不可预知”的风险。
（1）在消费主导中形成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大都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经济增长乏力，最终导致财政危机，没有能力通过发展来消化自身所面临的矛盾与问题。高速增长30年后，未来30年我国能否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由此为解决新出现的矛盾与问题奠定基础？这主要取决于能否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改变经济结构，有效地培育内生增长动力，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有效地启动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
（2）在消费主导中真正实现公平发展。消费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最终体现。消费主导，意味着经济增长将不再是为增长而增长，而是建立在广大社会成员消费能力和福祉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普遍增长将为人的自身发展，尤其是扩展多数人的机会和能力创造条件。例如，教育消费提高人的知识储备，改善人力资本；医疗消费提高人的身体素质。消费在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差距，直接影响到不同收入者可行能力的差距，影响到社会公平发展。因此，避免“成长陷阱”，重要的是在消费主导中实现公平发展。
（3）通过加快改革避免“成长陷阱”。当前投资消费失衡的局面之所以难以扭转，主要问题是改革陷入困境中难以取得有效突破，由此难以根除旧有体制积累的弊端，强化了投资主导，弱化了消费主导。近几年，尽管改革在某些方面有所进展、有些亮点，但改革总体上处于困境之中，一些重大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久议不决，决而难行，行而难破。如果这个趋势再不打破，随着投资消费失衡矛盾的加深，我国面临“成长陷阱”的风险会不断放大。
